中华文化大学堂---大学堂记

   中华文化大学堂

         夫教化之根本，人伦之纲纪，皆资学校。抑又闻之，自强不息，必苦节于少壮之年；得用而行，将陈力于休明之代。故古者有乡塾、党庠、术序之设以培养人才，盛哉大哉，立法至善。然自汉武以利禄广学宫，明清以制艺举人才，而教士之意荡焉无存。又自五代以后，世有书院之设，将俾天下之人材陶冶而成就之，故范之以仁义伦理之本，申之以诗书礼易之教，知微知章，可久可大。尤必以圣贤自期，检摄身心，讲求经济，处为醇儒，出为名臣，于是道艺微而复显，礼乐弛而更张，而国家收养士之效，而白鹿、岳麓、鹅湖、东林为著名。此吾华兴学、建校、育才之大义也。

         自海禁开，废科举，改学堂，建大学，百年教育之变，亦可谓剧矣。或全以西学，或仍本中学，世殊事异，利弊互见，故求其斟酌尽善，是为今世之首务也。北京大学雷原先生、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胡晓松先生、国家文物局游庆桥先生等诸君，瞻彼高明，立斯博厚，景仰前徽，日新其业，览先哲之英华，游旧典之场圃，然后知达学之为贵，而宏道之由人也。

         中华文化大学堂之创议也，始自癸未（2003），至今而规模初具。初，有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之设，曾开中国历史文化高级研修班四期、现代管理高级研修班、清华大学东方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高级研修班暨北大东方管理高级研修班，名师荟萃，胜义迭陈。其为学也，敦诗书，悦礼义，履乾乾，怀翼翼，悟道明理，博学笃行，学其所用，用其所学，如是，则中华文化大学堂之设，非止为一时一地之学，学者有所依据，士风从而丕变，则将见吾东方文教之大明，可为国家永世之学矣。是为记。时己丑二月，刘墨。